[22] 严复：《群己权界论》，上海：三联书店2009年版。
[19]《孝经•士章》：以孝事君则忠。[38] 梁启超：《新民说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8页。
从王权制度转变为皇权制度，是因为从宗族生活方式转变为了家族生活方式。那个时代，家族利益、家族荣誉高于一切，所谓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实基于此。这里简要描述如下：①生活方式：农耕社会的宗族生活。(《论语•宪问》)这其实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趋势，即从王权社会向皇权社会转变。由此可见，促使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因，乃是生活方式的转变。
如果套用林肯《葛底斯堡演讲》(the Gettysburg Address)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说法，那么，国民政治不是说的林肯所谓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，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，而是说的the politics of the citizens， by the citizens and for the citizens，即是国民所有，国民所治，国民所享。而在中华帝国时代，则是作为帝国之君的皇帝。[②] 胡适：《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》，原载1935年6月21日天津《大公报》，收入《胡适论学近著》第1集卷4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。
这种中西比较的要害在于：主体与对象，例如中国与西方，都被剥夺了去存在、即获得新的特性的可能性：主体丧失了获得新的主体性的可能，对象也丧失了获得新的规定性的可能。存在乃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事情，即是我们当下共在的生活情境。这种比较的结果，中国人的自信心陡增、以至于高度膨胀，乃至摩拳擦掌地要去拯救西方世界。原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5年第12期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西比较 。
梁漱溟所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中西文化比较。这就是流俗的比较观念——主体性比较模式的结果。
[35] 参见黄玉顺：《当代儒学生活论转向的先声——梁漱溟的生活观念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4期。所谓货比三家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为此，梁漱溟提出了一种无异于全盘西化的全盘承受之说： 德谟克拉西精神、科学精神……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。而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与民主，也是由于中国文化缺乏这种意欲向前的态度。
中西比较亦然，中西双方都应当通过比较活动而成为新的存在者，即新的中国和新的西方。这群人中最突出的一组包括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、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（Robert Neville）（他也是一名基督徒）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素芬（Sor-hoon Tan），他们强调美国实用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共鸣，寻求在发展儒学时关注杜威（John Dewey）和皮尔士（Charles Peirce）的洞见。[37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55页。收入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
东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，而西方却早已改变了。[20] 这就是说，尽管中国目前需要全盘西化，但这种全盘其实是要打折扣的：必须坚持中国原来的态度，用中国态度来看待西方文化。
我的想法正相反：一切源于生活。[⑧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19-20页。
这种综合方法超出了我曾提到的有根的全球性（rooted global）方法，因为它明确地植根于不止一个传统。[27] 这样的综合，实际上也是一种中西比较，或者说是中西比较的一种结果。这些人能够同情多重传统，从多维视野中领会价值与意义，并设法将其整合于儒学的一个综合形式之中。[②] 另一个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，也是这样进行中西比较的：我们若和西洋比较科学吗？交通吗？出版物吗？哲学吗？其实连了所谓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，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，也只有愧色。无论哪种立场，都是某种主-客观念架构的思维模式，即主体性比较模式。而在真切的比较观念中，S 1指比较者在比较活动之前的主体性，S 2指比较者在比较活动之后所获得的新的主体性。
总之，在梁漱溟看来，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自己改变、自我更新的，因此，目前的中国要现代化，必须全盘西化。[⑨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50页。
[25] 赛义德：《东方学》，王宇根译，三联书店（北京）1999年5月第1版。[12] 先成为齐（霸道），再成为鲁（王道）。
第二，社会生活方面，西洋比中国进步更为显然。第三，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。
所谓东方主义就是西方世界关于东方的言说，赛义德（Edward W. Said）谓之后殖民理论[25]，即是站在西方立场上来描绘的东方形象，其间体现着西方思维方式，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，行使着西方话语权力。…… [28] 按照安靖如的这个判断，我们可以说：安乐哲之所以能够积极接受儒学的综合版，是因为他已有了对某种更先行而独立自主的其它教义的承诺，那就是杜威和皮尔士的洞见、亦即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。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并不是什么存在论意义上的比较（the comparison in the sense of ontology），而是作为存在的比较（the comparison as Being）。
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区别对象，找出对象之间的相同点、特别是相异点。在既有的中西比较中，有两种截然对峙的比较主体，即：基于中国立场的比较者。
此所谓中，便是中国的儒学。[26] 贝淡宁（Daniel Bell）最近探讨了左派儒学的观念，推动儒学与社会主义的互相学习。
反之，如果拿出中国态度，那就不可能全盘承受西方文化，也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。那么，同样的道理，西方文化也不可能自己改变、自我更新，因此，目前的西方要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就必须中国化。
换句话说，科学与民主只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。西方是个人本位，中国是家庭本位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一个人能够积极接受儒学的综合版，仅限于这个人已有了对某种更先行而独立自主的其它教义的承诺，而儒学正在被它综合。[20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第204页。
于是，他提出了人生的三路向，即人类文化的三种意欲之所向：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[13]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。【摘 要】本文主要以梁漱溟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为例，通过对百年来中西比较的反思，揭示流俗的比较观念的困境，提出一种真切的比较观念——前主体性比较的观念。
这就犹如一句歌词：太阳还是那个太阳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当然，无可否认，有些学者、包括一些西方学者，在主观上试图避免西方立场，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、乃至中国立场，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还是汉学的方法。
那是在1919年，梁启超等人赴欧洲考察，所见的乃是大战之后的西方情景，可谓一片凋敝。这就是主体性比较模式。